作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，朱德在調查研究方面是一位楷模。新中國成立后，雖然年事已高，但朱德不辭勞苦，每年都用兩到三個月或更多的時間到全國各地視察。僅1956年到1965年的10年間，他就到過28個省、自治區和直轄市。他深入基層，傾聽群眾的意見，了解實際情況。通過調查研究，他向中央寫了大量的調查報告。從1951年到1966年，他向黨中央提交了108份反映各行各業實際情況的調研報告，其中有98份報告是他親自主持起草的。朱德在報告中提出了許多符合實際情況的真知灼見，比如，他提出要注意發展手工業和農業多種經營的觀點；他比較早地提出國防工業要走“軍民結合、平戰結合”的發展道路；在上世紀60年代初國民經濟調整中，他提出停辦農村公共食堂、恢復農村自由市場、調整農村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等，這些都是對于社會主義道路的有益探索，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。那么，身居高位、事務繁多且年事已高的朱德是如何開展調查研究工作的呢？從他的調查經歷中，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幾種方法。

　　找準問題、有的放矢

　　調查研究主要是為國家建言獻策，要同中心工作和決策需要緊密相結合。朱德的調研工作也一直遵循這個原則。

　　1956年，為黨的八大制定正確的路線做準備，黨和國家領導人進行了密集的調查工作。70歲的朱德，也積極投入其中。5月16日至23日，朱德赴山西考察。6月6日至13日，他前往遼寧考察。這兩次考察的重點，都是當地的經濟發展情況，特別是農業合作化以后農村的新情況。在八大的大會發言上，朱德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和主張。

　　1961年3月22日，廣州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了《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（草案）》（簡稱“六十條”），并決定發給全國農村黨支部和人民公社全體社員討論。之后，朱德帶著草案到河南、四川、陜西、河北調查，感到調整農村政策效果明顯。5月9日，他向毛澤東寫報告，反映“六十條”貫徹以后，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，農民已經普遍地注意發展家庭副業生產。正因為朱德等中央領導同志帶著草案下農村調查研究，中央對如何調整農村政策有了較深入的認識。5月21日至6月12日，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和修改《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（草案）》，形成了《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（修正草案）》。

　　深入實際、深入基層、深入群眾

　　調查研究要多層次、多方位、多渠道地調查了解情況，基層、群眾、重要典型和困難的地方，應成為調研重點，要花更多時間去了解和研究。

　　朱德始終堅持尊重群眾、依靠群眾，注重傾聽群眾意見。每到一個地方，他都要深入廠礦、農村，并且找當地的領導干部、專家和工人、農民談話，同他們交換意見。他視察白云鄂博時，曾到蒙古包中同一個牧業社社長和生產隊長談話。在新疆，他也曾到氈包中看望牧民。即便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最困難的日子里，他也要找機會到北京附近的工廠農村看一看。他說：“我們一切力量都出于群眾身上，一切辦法也都由群眾創造出來。”“我們沒有別的本事，我們的本事就只有同群眾密切結合在一起。”“深入群眾中去，就真正會了解社會主義如何建設，如何完成，就會想出很多辦法，同群眾一起創造出許多新的辦法，把工作推向前進。”

　　為更深入地了解情況，朱德每到一地，常常親自召集座談會。他曾說：“開會也是調查研究。”座談會包括各級領導干部座談會、群眾座談會、民主人士座談會等等。朱德通過這種方式直接聆聽干部和群眾的意見。聽匯報時，他總是鼓勵大家講真話，常說：“你們在生產第一線工作，了解情況多，要向上邊反映真實情況，要講老實話，不要報喜不報憂。”這種真誠態度使許多干部和群眾敢于在他面前反映問題，這是他能夠了解到許多真實情況的重要原因。

　　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

　　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，是我們共產黨人的重要思想方法。朱德在新中國成立后提出的重要觀點同樣依靠實事求是。他說：“看到的問題就要報告中央，不報告就是不忠實；要不就是觀潮派，看到壞事也不講。”在他的調查報告中，很多內容都是他結合各地的生產建設問題談到的意見。

　　1960年2月至3月，朱德赴陜西、貴州、四川、河南等地調研，切身感受到人民生活困難和“左”的做法的錯誤。在老家四川儀隴馬鞍公社，他問堂兄弟：“你們為啥都這么黃皮寡瘦，說話都吊不起氣？”堂兄弟直截了當地說：“還不是肚子吃不飽！”為此，他向儀隴縣委負責人指出：一定要根據山區的特點，帶領廣大干部和群眾，開發山區資源，發展山區的農、林、牧、副、漁和各種土特產的生產，努力渡過目前的暫時困難。4月2日，朱德向毛澤東寫報告，提出，我國各地方的地理條件、自然條件很不相同，農作物的品種又非常多，生產要因地制宜，農業技術改革也要因地制宜，各種機械必須是又經濟又適合當地要求，是多種類多型號的，不能求其一律。農業和工業都要發展商品性的生產，以適應國家經濟建設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。

　　1962年5月，朱德參加中央工作會議，討論國民經濟計劃。他不贊成那種認為農民發展家庭副業是“資本主義傾向”的錯誤看法，認為現在限制家庭副業太死了，要解除禁令！在農村要兩條腿走路，正業（農業）和副業兩不誤。會后，朱德先后去陜西、四川、云南、廣西等地視察。5月20日，他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：要允許私人或供銷社在集鎮上開幾家飯鋪，小煤窯的零售價格應當允許地方上適當調高，不要統死。在四川西昌地區視察時，朱德派人重點調查了一個生產隊。5月26日，朱德致電中央，如實反映了這個生產隊的情況：“這里群眾的生活還是比較苦的。”“這個生產隊的群眾，四月份平均每人口糧只有十斤（十六兩秤），五月份平均每人口糧十一斤四兩，在夏季插秧大忙季節，一個全勞動力也只能吃到十六斤。”“口糧不足的原因，除因去年天旱歉收外，在執行政策上也還存在問題。如公社規定：在完成征購和儲備任務后，即便生產隊還有余糧，每人每天的口糧也不得超過十二兩。口糧是十天一發，主要是怕群眾吃了過頭糧。對群眾開墾小片荒地還有限制。總之，對農民箍得太死，因而影響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。”

　　制度化、經常化

　　調查研究不是一時興起，而是要持之以恒，始終貫穿于工作的全過程，真正成為決策的必經程序。朱德搞調查研究，不但堅持的時間長，而且調查研究的主題也一直較為穩定，即大多圍繞經濟建設問題，以發展生產和改善人民生活為著眼點。這其中比較典型的就是對于手工業的關心。

　　新中國成立后，朱德就認為“手工業生產在我國國民經濟中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”，“在發展大工業的同時，對手工業必須予以足夠的重視”。1952年7月10日，在黨中央醞釀制定“一五”計劃時，朱德即致函毛澤東，專門提出要“注意發展地方性的小工業和手工業”。1953年2月13日，朱德再次致函中央和毛澤東，建議有計劃地幫助和組織手工業生產合作社。

　　為進一步推動手工業的發展，朱德還積極開展調查研究。1955年1月，朱德在廣東、上海等地視察時，對當地負責人提出要組織和發展手工業。他還派秘書在各地調研，并將情況提交中央。回京后，朱德立即找國務院第四辦公室主任兼輕工業部部長賈拓夫談話，就如何發展手工業提出意見。

　　1956年5月，朱德從山西太原視察回京后，立即找中央手工業管理局副局長鄧潔談話，就手工業如何管理的問題提出意見。半年后，他再次找鄧潔談話，提出想把合作社都收歸國有的想法是錯誤的。

　　為掌握手工業發展情況，1961年3月，朱德赴河南、四川、陜西、河北等省視察。5月9日，他向毛澤東提交了關于食堂、手工業合作社和自由市場等問題的調查報告，提出手工業在“一九五八年轉廠并社時，由集體所有制轉為全民所有制的面過于大，存在不少問題”。5月21日至6月12日，中央召開工作會議，制定了《關于城鄉手工業若干政策問題的規定（試行草案）》（即手工業三十五條）。朱德在會上積極發言，繼續提出加強手工業建設。會后，為了解“手工業三十五條”的貫徹執行情況，朱德多次派人到北京郊區和武漢、廣州等地調查，并將調查材料及時轉報中央。7月29日，朱德向中央和毛澤東轉報《關于北京市郊區手工業情況的調查材料》；9月15日，他轉報了關于廬山附近執行農業六十條、手工業三十五條的情況報告；11月21日，他轉報了關于手工業三十五條貫徹執行中存在的問題的報告。

　　1962年5月至6月，朱德視察陜西、四川、云南等地。6月20日，他給中央和毛澤東寫報告，談到了手工業合作社的發展狀況以及存在的一些問題，并且呼吁給予手工業合作社適當的自主權。

　　在朱德的關心下，手工業生產和手工業者都得到很好的發展和保護。在《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》中，總結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時明確說：“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發展手工業和農業多種經營的觀點。”這些“在當時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義”。

　　延伸閱讀

　　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與調查研究